世人皆道革命年代儿女情长难两全，可谁知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却上演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情。1938年的天津英租界，一对＂夫妻＂搬进了伊甸园小楼，丈夫是个电料行的普通职员，妻子则是个贤惠持家的家庭主妇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对貌合神离的＂假夫妻＂，竟在朝夕相处中日久生情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的实际身份竟是地下党员，而那个看似平常的小楼里，却藏着一台关系命运的秘密电台。当爱情与革命交织，当生死与离别并存，这对特殊的革命伴侣将何去何从？为何他们会阴阳相隔整整七年？那个始终不愿再娶的男人，又为何会在一份报纸的牵引下重逢旧爱？
一、名门之后的无线年，北京城内一户显赫人家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，这个取名为王光杰的男孩，日后便是闻名遐迩的王士光。这个诞生在北洋政府官员家庭的孩子，从小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。
1927年，十二岁的王士光第一次接触到无线电设备。那是他跟随父亲参加一场商业展览会时看到的。展台上摆放着一台崭新的收音机，当时还很少见的这种设备立即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省下所有的零用钱，购买各种无线电器材和相关书籍。
在王家的后院里，常常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独自摆弄着各种零件。他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，里面堆满了线圈、电容、电阻等零件。即便是在炎炎夏日，他也能一整天待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钻研。
1934年，王士光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两件事：一是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无线电技术，二是认识到了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。当时的中国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破了东北的城池，而这个年轻的物理系学生，却在实验室里默默地钻研着更为精密的无线年，他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深造。在这里，他不仅获得了更专业的技术知识，还参与了＂一二·九＂运动，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。而这段经历，也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。
但在这平常的表象下，地下电台正在不断工作。王士光将发报机藏在了地板下的暗格里，每到深夜，他就悄悄地打开地板，开始发报工作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敌人发现，他们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发报。王新则守在窗边瞭望，一经发现可疑人员，就会立即示警。
1938年春天，一次意外的检查差点暴露了他们的身份。那天下午，几个日本宪兵突然来到小楼检查户籍。王新正在整理房间，听到敲门声后立即冷静地应对。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假证件，还热情地给宪兵们倒茶。就在宪兵们检查地板时，王新突然打翻了茶杯，茶水泼在了其中一个宪兵的裤子上。在她连连道歉并帮忙擦拭的混乱中，检查草草结束了。
1939年夏天，一场特大暴雨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考验。雨水渗入地板，威胁着藏在下面的发报机。王士光不得不连夜转移设备，将它们藏到烟囱里。但这样一来，每次使用前都要攀爬到屋顶，费时又危险。更糟的是，潮湿的天气导致设备出现了故障。王士光只能在白天装作修理收音机的样子，一点一点地修复设备。
这场看似平常的＂假戏＂，就这样在惊心动魄中继续着。每一次发报都是与死神赛跑，每一天的相处都可能是最后一面。而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，这对＂假夫妻＂之间，却渐渐滋生出了一份真实的情愫。
王士光在地下室收到警报后，立即销毁了发报机的核心部件，但来不及完全处理所有设备。在日军即将攻破地下室的紧急关头，他从预先挖好的地道逃出，而王新则被日军当场抓获。这一别，竟成了他们七年的生死相隔。
1941年春，王新在狱中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她已被组织宣布牺牲。这一条消息是经过精心安排的，目的是为保护她和王士光。从此，她在狱中用了一个新的化名，接着来进行着坚持。
1946年至1947年间，王新辗转多地寻找王士光的踪迹。她先后去过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打听任何可能与王士光有关的消息。在最近一段时间里，她靠在一家印刷厂做工维持生计，同时继续着寻找的努力。
王士光在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停止寻找。他通过种种渠道打听王新的消息，甚至冒险回到天津寻找线索。组织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多次劝阻他贸然行动，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寻找。
1947年末，一份来自天津的地下党通讯意外地提到了王新的名字。这是七年来王士光第一次得到关于她的确切消息。通讯中提到，一位从女子监狱释放的政治犯正在寻找昔日的。看到这一个消息的王士光立即向组织请示，希望可以与王新取得联系。
这七年的生死相隔，不仅是时间的跨度，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历程。当年那对为了掩护地下电台而假扮的夫妻，经历了生死考验，即将迎来重逢的时刻。
1948年2月的一个傍晚，北平西郊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内，王新正在收拾一摞旧报纸。突然，院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七年未见的王士光就这样站在了她的面前。他们相对而立，并没有一点夸张的举动，仅仅是互相点了点头，仿佛昨日才分别。
组织很快给这对重逢的战友安排了新的任务。这次，他们要前往东北，协助建立新的通讯网络。1948年的东北局势正处于关键时期，可靠的通讯系统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。他们带着七年来积累的经验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在前往东北的路上，他们要更加谨慎。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是夫妻的身份，而是扮演着叔侄关系。王士光装扮成一个经商的老板，而王新则是他的侄女，负责打理账目。他们携带的无线电设备被巧妙地分散在各种商品中，装在几个大木箱里。
到达沈阳后，他们在城南的一个杂货铺安顿下来。这间铺子表面上经营着日用品，实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联络点。王士光利用做生意的机会，经常出入各个商铺，收集军事情报。王新则负责经营店铺，同时培训新的电台操作人员。
1948年夏天，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他们的电台成为了东北野战军与各地联络的重要枢纽之一。每天深夜，杂货铺的地下室里都会传出细微的电波声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敌人的电侦设备发现，他们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发报工作。
这次的工作比天津时期要复杂得多。他们不仅要传递军事情报，还要协调各地地下党组织的行动。有时候，一天之内要进行多次发报，每次都要更换频率和密码。王新发挥了她在狱中积累的经验，设计了一套更为严密的联络方式。
1948年9月，战事愈发紧张。军队开始对可疑的商铺进行突击检查。一天清晨，几个便衣探子突然造访杂货铺。王新临危不乱，一边招待他们，一边暗示王士光转移电台。就在探子们准备检查地下室时，街上突然发生了一场械斗，探子们不得不立即离开处理骚乱。这场械斗其实是附近的地下党员有意制造的声东击西之计。
10月初，辽沈战役全面打响。他们的电台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。每天都有大量的军事情报需要传递，有时甚至要持续工作十几个小时。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，他们在城内设立了三个备用电台，并准备了多条撤退路线。
随着战役的胜利进展，他们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配合进城的准备工作。他们要将城内的详细情况，包括敌军部署、防御工事等信息及时传递出去。同时，还要联络城内的地下党组织，为接应做好准备。
1948年11月，沈阳解放在即。组织决定由他们继续留在城内，协助建立新的通讯系统。这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战友，将在新中国的黎明中继续他们的使命。这一次，他们不再需要隐藏身份，但那些年的地下斗争经历，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篇章中。
1949年春，随着进驻沈阳，王士光和王新正式结为了夫妻。这次不再是为了掩护工作的假扮，而是真实的结合。他们被组织调派到北京，在新中国的通信事业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作为经验比较丰富的无线电专家，王士光被派往东北边境，负责架设军用通信网络。王新则留在北京，在邮电部门从事管理工作。这对夫妻再次分居两地，但这一次的分离是为了新的使命。
在边境地区，王士光带领着一支技术队伍，在复杂的地形中架设通信线路。他们要在高山、丛林中穿行，有时甚至要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工作。1951年的一个暴风雪夜，通信线路突然中断。王士光带领技术人员冒着风雪前去抢修，在茫茫雪原中工作了整整十二个小时，终于恢复了通信。
与此同时，王新在北京的工作也十分繁忙。她负责培训新一代的通信人才，将自己在地下斗争时期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。每当讲到技术要点时，她总会结合实际案例，告诉学员们在特殊情况下如何临机应变。
1953年，战争结束后，王士光回到北京。夫妻二人被安排在通信科研单位工作，参与新中国通信网络的规划和建设。他们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，为偏远地区架设通信设施。在青海的一次考察中，他们遇到了当年在天津地下电台时的一位老，三人相逢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1956年，国家开始筹建卫星通信站。基于他们丰富的无线电经验，两人被选入筹建团队。王士光负责技术方案的制定，而王新则参与了人员培训计划的设计。为了这一个项目，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就像当年在地下电台时那样专注。
1958年，王新发现了自己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，这是在监狱中落下的老毛病。但她仍然坚持工作，只是将重心转向了资料整理和经验总结。她开始编写通信技术教材，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心得记录下来。
1960年代初，他们开始参与援外工作。王士光先后到访了几个亚非国家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通信系统。王新虽然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国，但她负责培训来华学习的外国学员，将中国的通信技术经验传授给他们。
1966年，＂文革＂开始后，他们的工作一度中断。但由于通信工作的特殊性，很快又被召回岗位。这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，在动荡岁月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。
1970年代，随年纪的增长，他们逐渐从一线工作转向了顾问岗位。但每当单位遇到技术难题时，还是会请他们出谋划策。年轻的技术人员常常围在他们身边，听他们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地下电台往事。
1978年，改革开放开始后，通信技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看着新一代的通信设施不断更新换代，这对老深感欣慰。他们所经历的峥嵘岁月，慢慢的变成了了中国通信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。
